一、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的现状
投资率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国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一国一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可按支出法将其分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部分。撇开净出口部分，其中的投资率与消费率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相当多的学者通过对建国以来各历史时期的比较发现，最近几个五年计划期出现了较建国初期投资率高和消费率低的趋势。
对此状况，汪海波做出了描述性的归纳：“‘十五’期间的投资率是趋于巅峰，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更是如此；而消费率则跌入低谷，居民消费率尤其这样。”而对此状况的评价，理论界则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种认为令人堪忧。陈文玲以我国2002年的最终消费率58.6%同外国的相关数据比较，认为“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太低”，2002年世界的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 72.6%，高收入国家为80.3%。“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低近30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比的投资率则“显然过高”，造成了“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2000—2002年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6.6%，而“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同期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我国投资率显然过高。”而罗云毅则提出了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的同时并存，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新格局。怎样认识这种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是否合理?关系到我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二、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就是在今天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也是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摆在我国面前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任务是多方位的，影响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高低的因素也是多重的。
(一)工业化中后期需要把最终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作为迫切任务，这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
1.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在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方向。无论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都需要有较大的投资、较高的投资率。这是由我国工业化的特殊前提和现实水平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工业化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所在。因此，我们不应用发达国家的历史及现实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水平来框定我国，更不能以其为标准来裁定我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是否合理。
实际上，按照邓小平“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跳跃式发展思路，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稳稳当当地来发展自己，而需要不断打破既有平衡，在某一方面实现突进式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的状况，是与同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可以设想，如果这十几年来我们仍然是稳稳当当地发展，发达国家急于转移制造业的机遇我们就很难把握，我们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就会受到限制，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就会大打折扣。
2.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经济转型期下岗、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以及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较低问题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压力开始严峻起来，进入新世纪更为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城镇2001年的失业人数为1407万，2002年为1620万，2003年为1643万。而农村失业人口数量更为巨大。“据估算，农村至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1200多万人。”“2001年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57、3万人，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34.3万人。年末，实有下岗职工1515.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者为68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尽快形成可以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 72.6%，高收入国家为80.3%。“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低近30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比的投资率则“显然过高”，造成了“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2000—2002年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6.6%，而“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同期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我国投资率显然过高。”而罗云毅则提出了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的同时并存，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新格局。怎样认识这种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是否合理?关系到我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二、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就是在今天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也是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摆在我国面前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任务是多方位的，影响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高低的因素也是多重的。
(一)工业化中后期需要把最终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作为迫切任务，这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
1.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在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方向。无论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都需要有较大的投资、较高的投资率。这是由我国工业化的特殊前提和现实水平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工业化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所在。因此，我们不应用发达国家的历史及现实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水平来框定我国，更不能以其为标准来裁定我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是否合理。
实际上，按照邓小平“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跳跃式发展思路，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稳稳当当地来发展自己，而需要不断打破既有平衡，在某一方面实现突进式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的状况，是与同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可以设想，如果这十几年来我们仍然是稳稳当当地发展，发达国家急于转移制造业的机遇我们就很难把握，我们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就会受到限制，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就会大打折扣。
2.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经济转型期下岗、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以及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较低问题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压力开始严峻起来，进入新世纪更为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城镇2001年的失业人数为1407万，2002 年为1620万，2003年为1643万。而农村失业人口数量更为巨大。“据估算，农村至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1200多万人。”“2001年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57、3万人，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34.3万人。年末，实有下岗职工 1515.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者为68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尽快形成可以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加大投资力度，尽快改变目前较大的下岗待业、失业与半失业比重较高的局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之一。
另一方面，从投资乘数效应看，加大投资力度也能增加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投资乘数是指因投资支出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变化的效应。它表现在：“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对相应的资本品需求的扩大，这又会导致该资本品部门生产和就业的扩大，并相应地使收入增加；收入增加直接引起对消费晶和劳务需求的相应增加，这又会导致消费品部门生产和就业的扩大，同时促使服务业规模扩大，于是引起国民收入以更大的幅度增长。”从经验数据看，“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为非农产业提供8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全社会收入和就业多倍的增加”“通过最初财政投资造成层层传递的收入增长及消费需求增大，从而实现市场总需求的全面扩张。”虽然投资乘数效应客观上有一个“时滞”的过程，也就是从投资到拉动就业、消费有一个时间滞后的过程，但毕竟通过即期的投资可以带动将来更大规模的就业与消费。因此，我们也就需要正确认识投资率偏高的积极作用及其客观必然性。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FENO.CN]
(二)我国近年来贫富过于悬殊、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位，是造成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我国目前投资率偏高与消费率偏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投资率高而在于消费率低。人们习惯于按照在GDP中投资率与消费率是一种“此消彼长” 的惯性思维，把消费率偏低看成是投资率过高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会得出要提高消费率就必须削减投资量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消费率实际上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贫富过于悬殊、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位。
1.贫富过于悬殊，占人口较大比重的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
要消费，首先必须有可供消费的货币收入；要提高消费率，必须有更高的货币收入。但就我国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能够满足必要消费的货币收入在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中还不具备。2003年我国首次突破了人均1000美元大关，但同时也伴随了贫穷落后地区人均不足10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8日登载的阿瑟·克罗伯的文章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消费国”，一个是“糊口的中国”，其人口不少于10亿，“基本只购买用以维持生计的衣食”；另一个是“消费的中国”，包括1—3亿人，“他们收入可观，构成了自由消费的大军”。前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村人口和城市中的贫民。这样一个有10亿之众的庞大人口因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货币，并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这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2.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保障程度偏低，下岗待业、失业与半失业的人口没有能力消费
这是“糊口的中国”中贫困程度较为严重的部分。这其中虽然有一定比例的“懒汉”在“吃救济”、靠救济生活，但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想要谋得一个可靠的职业，通过自食其力来解决生活来源问题的。然而经济转型后所出现的“结构性失业”，使新补充的劳动力想要获得一个职位的就业要求，却不能得到满足，这就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问题了。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但内陆不发达省份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省份由于财力有限，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满足对粮食的需求，菜蔬类副食品很少购买，更没钱购买蛋、肉、禽类副食品。其中更为贫困者甚至于到菜市场捡拾丢弃的菜叶，择其可食用者来补充维生素的情形，报端亦常有报道。基本生活尚且难以保证，何以能够“提高”其消费率?显然，消费率过低并非是由投资率过高导致的，政府再分配功能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刚刚脱离贫困进入温饱的社会阶层在实际收入的预期心理上和消费习俗上还难以形成经济学家们所期盼的消费规模
已经脱离贫困刚刚进入到温饱的人口，在“糊口的中国”中占有的比重是最大的。但对贫困心有余悸，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传统观念，以及在一些独生子女家庭中顾及到晚年幸福的预期，使这部分人口不敢过于消费，更谈不上超前消费了。他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的绝大多数收入，或者将要用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或者用于晚年的养老，或者作为不时之需而被存贮起来。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1年以来，城镇居民的个人储蓄就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1年城镇居民个人储蓄余额达到73，762亿元，比上年增长14.7%；2002年增至94，307亿元，比上年增长17.1%；2003年突破10万亿大关，达110，695亿元，比上年增长17.4%；2004年为126，196亿元，比上年增长14.0%；到2005年，城乡居民的个人储蓄余额突破14万亿，为14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6.5%。依据这些数据计算，整个“十五”期间，城镇居民个人储蓄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5.94%。这样高的储蓄增长率和储蓄余额，反映出国民对未来消费异乎寻常的关注，对即期消费的多重顾虑。
在熟谙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们看来，个人收入分为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前者构成当前的实际消费，后者形成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既可通过银行贷款转化为投资，也可通过储户的提现而转化为延时性的实际消费。但令许多外国经济学家不解的是，中国的储户们提现的规模太小，更多的货币存在银行中久久不能转化为消费基金。其原因显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各种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
(四)勤劳、节俭、低调、小富即安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可能形成超前消费、高水平消费的状态，这也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消费率偏低的结果
这同样也是一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民族文化来源。塞缪尔·亨廷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原因中，试图要说明勤劳、节俭等中华文化的作用，将会使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根”。从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上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美德的作用，也可以看到“低调”做人的谦虚谨慎或“谨言慎行”，还可以看到“小富即安”、“随遇而安”、“既来之则安之”的恬淡。这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中是难能可贵的，但也造就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忽略物质享受的民族心态。而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引致了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结果。
显然，我国当前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归结为投资率偏高。这也就需要我们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经济、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多重角度上解决我国目前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三、对保持高投资率与提高消费率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形成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应该在思想理论上确立下述几点基本认识。
1.在GDP中，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此消彼长”关系并不意味着消费总量的降低是由投资总量的增加造成的。在不改变投资总量的前提下，也同样可以增加消费总量，从而提高GDP中消费的份额，改变 GDP中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由于我国进入工业化的历史前提具有特殊性，在我国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途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量，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将是一种“常态”。我们既不应把低消费率看成是高投资率的结果，也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维；也就是在不降低投资总量的前提下来考虑消费总量的提高的问题。
实际上，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角度观察，投资总量与消费总量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高的投资额之所以不会削减消费量，是因为由高的投资额与高的消费额可以组成一个更大的GDP总量。把投资总量与消费总量看成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以GDP一定为前提的。如果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来考察，GDP恰恰是不定的。因此，把较高的投资额看成是对消费额的挤占，从而形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所谓“此消彼长”关系，不过是短期的静态观察所得到的结论，从较为长期的动态角度来观察，投资与消费并非“此消彼长”，而可以是相互促进的。
我国今天面对的是人口再生产远远高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客观现实，如果不能扩大投资规模，加快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恩格斯所提出的“两种再生产”，之间的协调就仍然会在一个较低的基础上实现，人均4000美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就会遥遥无期。所以，我们也就必须摒弃投资与消费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低消费率是由高投资率造成的片面认识，在不削减投资量的前提下来考虑消费率提高的问题。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本身就包含了投资领先于并高于消费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类似于投资与消费的概念是积累与消费。在马克思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图示中，积累是从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开始的。第1部类的剩余价值分割为追加资本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而追加资本又必须按C：V的比例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与追加的可变资本，然后再根据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及平衡要求即I(v+m)=Ⅱc来确定第Ⅱ部类的资本追加。这实际上也就潜在地包含了消费增长没有积累与再生产增长更快的情况。列宁说明了这里的原因，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
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中的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发展的原理，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内。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更快的增长，没有较高的投资是难以想象的。投资与消费不可能以等量规模向前“齐步走”，处于率先发展位置上的，只能是投资。只有保证了投资，才会形成与提升满足消费的生产能力，也才能使工业化与国民经济不断从低水平上升到更，高水平。否则，将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上安排，就会出现新的“短缺经济 ”，也会使工业化与国民经济出现停滞或发展缓慢。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中所形成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实际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处理投资率先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3.就短期观察，在GDP一定情况下，会出现消费受到影响的结果，但这种影。向并不是由投资率过高造成的，直接的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出了问题。列宁对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基本关系进一步概括道：“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显然，投资不能孤立增长，而必须保持一种与消费相协调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因投资而扩大了的生产品得到实现，否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再生产也就难以为继。但这不应成为把投资拉回到原有规模的理由，恰恰相反，社会应该把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国民的消费基金数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予以协调。
当然，由扩大投资到随之扩大消费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时滞”问题。这说明，在消费没有同投资协调增长的区间内，国民的即时消费会受到影响，从而产生目前消费与同投资扩张相适应的消费之间的差额，这实际上是一个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矛盾。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大多是用牺牲当代人或几代人的目前消费换来后代人的更高消费水平的方式予以解决的。例如英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圈地运动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用了三个多世纪的时间，牺牲了十几代人的利益才换来了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成果；日本在“二战”后作为战败国，在结束了美国军事管制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也是靠牺牲这20多年间几代人的利益才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虽然这其中不乏“非人道”的残酷，但一代又一代的当代人为后代人做出贡献，也不乏可堪称道的奉献精神。
有鉴于此，我国解决目前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并存的问题，就是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解决城镇居民无钱消费，有钱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问题。为此，就需要一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来进一步促进发展，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则要大力调整我国的分配格局，加大国家宏观上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寻找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的最佳结合点，将保持较高投资量与提高消费率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既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又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确保我国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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