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女神》 浪漫主义 愤激与焦灼 青春期话语特征 断裂
[论文摘 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歌中所传达的愤激与焦灼这些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但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
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开放性文化心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节新或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此开放式的文化运动，是以新诗节命为突破口的。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之作，胡适的《文’‑,,改良当议》提出的文’学“八事”有五事是就诗而言。陈独秀在《文学节命论》中提出的“二大主义’夕，也大都涉及诗歌创作。诗体节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学节命的先异。
而这距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节命”已一十年矣。作为五四新文学节命的序曲，“诗界节命”未达到通过“节命”而拯救诗歌的目的，因而实质上是失败了的文’学改良。梁启超们抱残守缺，脱离小开旧文化的轨迹，此乃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时过一十年，陈独秀、胡适以力挽狂澜之势提出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统’，源流，而是要从“根抵处’，摧毁之，“别立新宗’夕，其实质是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节命。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断裂”式震撼前无占人。
胡适、刘半农等人初期写实主义新诗，在扫一破旧诗格律束缚、大胆使用白话写诗方而具有开创之功。在对底层黎民的仁慈关怀上，上承国风、杜甫、白居易，卜启减克家、贺敬之们，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成了百年来中国文’‑,,的一以贯之的一股内在的永恒的生命张力，异引着文学发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长短，有不}一么题目，做不}一么诗”的白话诗，实现了诗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适们更重形式突破，尚无暇亦无力探求诗歌的艺术特征，发掘新诗深广的艺术内涵，无论直陈其事，还是描绘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犹如“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这从一个方而表明了诗歌节命和一种新的诗体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人绝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时代的召唤卜脱颖而出。
在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创作从诗情与诗体两方而确立了作为奠基者小可动摇的地位。诗人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了诗坛一切陈腐之气，他那扫一破一切束缚，实现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现了新诗的时代精神。他那彻底解放的诗体和潜在的占代诗歌传统影响，形成了新诗的基木体式。“此后新诗的基木体式都可以从郭沫若那里找来滥筋:自山体(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半自山体(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体(如《匪徒颂))《炉中煤》等)、格律体(如《凤凰涅梁》等)。新诗从艰苦孕育到呱呱坠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从诗体突破，到诗情复苏,再到诗式确立的过程,新诗诞生了”。
《女神》的横空出世是一种昭示,中国五千年漫长诗史自此断裂为两半。
清著名诗评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如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新诗除郭沫若恐难有人挤入这一行列。徐志摩、闻一多固然在新诗建设与发展中举足轻重,影响巨大,亦有渊博之学识,然就对时代精神的开掘气度、反映社会的深广度、创作思维空间的开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诗人当属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岛、海子次之。
郭氏乃诗之天才。田汉早年留日间就说郭有“诗才”“诗魂",朱自清称郭氏之诗“异军突起”,“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闻一多“每每称道郭氏为现代第一诗人”,康白情则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不拘于艺术上的雕虫小技,实在是大方之作”。这里众人称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实际上,对于《女神》的杰出贡献,众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体。
五四是一个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全面解放的时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华、丰富学识和惊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新篇章,并且闪耀出五四狂飙突进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或者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百年传统和加入“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大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觉醒;他提出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结合”的“泛神论”,既是生命的创造力的充分张扬,又为诗情寻找了纷繁多姿的得以表现的形象。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凤凰涅》)
唐晓渡在评论《凤凰涅》时说,“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启超所曾热忱讴歌过的‘少年中国’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达,然而却是以彻头彻尾的乌托帮方式。这种乌托帮同样充满了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它不是来自传统的‘桃花源’式的遁世冲动,而是来自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的末世学信仰’。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曾基于这种信仰,狂热地寻求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纪寻找到了;20世纪中国诗人的狂热程度甚至更胜一筹,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新纪元’的地平线已经移到了前方。进化论和新的时间观保证它在人类的集体“涅”(革命的转喻)后将像再生的女神一样姗姗降临。”
女神就这样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人纵横驰骋于历史、哲学、现实三维空间之中,从上古神话至近代文明,从外国历史到中国现状,任意采撷,梳织成诗的锦绣。《女神》中所迸发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预告了积压了几千年的民族个性将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诗人以一种对现实的非正面观照表现出对现实的更深层的干预,使我们体会出他的愤激、焦灼以及“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动”着的心。
而这种愤激与焦灼是以一种青春期的激情喷射的方式传达的。这种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这种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着狂荡无羁的自由感。
“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郭沫若《凤凰涅》)
在生命的呐喊中,诗人获得了对世界和自我生命的诗情荡漾的体悟。在《女神》的放歌中,一扫晚清诗的疲惫和沉重,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
时代的青春期个性体验中,往往漂浮着对宇宙的思索和对人类之爱,从而使《女神》因宇宙关怀而浸透着形而上的哲学意蕴:
“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鲁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生命和人类之爱,而郭沫若则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艺术建构。《女神》总是“神驰千里,精?八极”,弥漫着绮丽多姿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一次时代精神的浪漫的梦寻。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民,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奇思异想,若夜空中繁星点点,透视着生命童稚的天真;若春风话语,洒下青春生命的甘露。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这令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神话的姿肆与迷离,想到楚骚的澎湃与浩荡,想到盛唐气象之下李太白的奔放与飞动。
冯光廉所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称《女神》在诗歌体式上超越了胡适,“而进入了诗歌精神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进入了诗歌体式的自由创造”,我以为是正确的。正如上文所述,此后新诗的基本体式皆可以从《女神》中找来滥觞。由于《女神》的自由创造,从而使得《女神》至少实现了新诗诗体的几个突破:郭氏准确地把握了诗的情感的本质,超越了直白为诗,使诗一举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从而赋予诗以深蕴的生命强力和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女神》之奇思异想纵横万里,极大开拓了诗的艺术领域,使新诗在艺术经营能力上走到新的高度;郭氏强调诗的“内在韵律”,诗是“裸体美人”,从内在情绪出发形成诗体,体现了新诗体式发展之内在要求,实现了白话新诗诗情与诗体的自然融合,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基本范式,从而成为新诗的奠基者。
《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并以其浪漫主义恢弘澎湃之势开一代诗风。可是我们回顾新诗流派衍进史,正如前所论,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创造社后起的诗人都走上了浪漫加颓伤的象征主义道路,太阳社的革命诗人们则更趋向写实,即使郭氏本人后来的创作也自觉地摆脱《女神》而纷纷贴上口号式标签。五四话语中心就是一个“人”字,浪漫主义成了一个时代的适得其时的话语表达方式,当这个“人”受到民族生存等外在压力时,“人”便开始退场,“革命”成了文学史上唯一的中心话语。随着救亡的战火烽起,《女神》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就象中国诗史上的一次庄严灿烂的日出,横空出世,光辉灿烂,但很快便湮没于时代的烟云中了。直至20世纪末叶,北岛、海子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重现郭氏之端倪,但随着北岛的出走、海子的早夭,似昙花之一现,浪漫主义很快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淖中了。
《女神》是孤寂的。
这是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孤寂与悲哀。
